陈士榘曾高度评价谭甫仁，称他是一位难得的政治工作者，而在谭甫仁离世时，陈士榘也曾为此深感悲痛。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，源远流长，不仅仅是在工作上的合作，更是岁月里彼此扶持的深厚友谊。
从履历来看，陈士榘和谭甫仁有着相似的经历，他们都曾在工程兵工作，并且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。陈士榘在工程兵任职超过二十年，战争年代是华东野战军的赫赫战将，曾被评为正兵团级上将。谭甫仁则在战争期间担任过东野纵队副政委，后来调任工程兵政委，并晋升为正军级中将。两人都曾在军队的关键时刻，担负起重要职责。
不过，他们的缘分并非仅仅是在工程兵才开始，实际上，二人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28年。那时，谭甫仁还在国民军服役，参与新城战役时被俘。经过红军的教育训练后，谭甫仁与其他俘虏一起，被安排补充到红军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陈士榘注意到有一个人正在唱《国际歌》，便主动上前询问他是如何学到的这首歌的。谭甫仁回答说，自己曾参加过澎拜领导的东江起义，在那里学会了这首歌。陈士榘对他的经历产生了兴趣，随即了解到了谭甫仁的革命背景。虽然之后两人各自分开，但命运的交织让他们并未断绝联系。
展开剩余64%随着新中国的建立，陈士榘和谭甫仁终于有机会再次携手合作。尤其在工程兵的工作中，二人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合作关系，彼此间的默契使得他们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伙伴。陈士榘曾表示，自己在工作中最能与谭甫仁搭档，彼此的合作非常默契，也因此两家的关系愈发紧密。
然而，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，谭甫仁被调往昆明军区担任政委，负责该区的工作。这一变动让陈士榘感到不舍，但也明白这是军令不可违背的决定。此时的昆明军区，政委一职极为重要，而司令员却处于空缺状态。秦基伟曾是昆明军区的司令员，但在1967年调任北京，名义上依然是司令员，实际工作早已不再负责。谭甫仁接任后，紧紧抓住军队的工作，同时还负责地方事务，工作压力非常大。
到了70年代，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也参军了。作为上将的子女，陈人康虽然在待遇上不差，但物质条件相对来说并不宽裕，尤其是驻扎在西南的部队，伙食条件相对较差。为了改善生活，他想到了父亲的老战友谭甫仁。虽然陈人康和谭甫仁并不算特别熟悉，但由于小时候经常见到谭甫仁，加上父亲和他有着深厚的交情，陈人康决定去云南找谭甫仁，想借此改善一下伙食。
当时陈人康所在的部队距离昆明并不近，而他也并不敢直接前往昆明军区。直到有机会去云南执行任务时，他特意安排了与谭甫仁见面的计划。刚到昆明军区大院时，陈人康报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说要见军区政委。看他年纪尚轻，门卫似乎并不相信，但陈人康立刻表明身份：“我是陈士榘的儿子，父亲让我来看望他。”这番话顿时让门卫改变了态度，立刻将电话打到谭甫仁家中。谭甫仁正好在家，得知后立刻让陈人康进来。
谭甫仁对陈人康的到来表示非常热情，关心询问了他的情况。正好是午餐时间，谭甫仁邀请他一起吃饭。饭菜虽然没有陈人康想象中的丰盛，只有三四个菜，偶尔有些肉类，但相较于部队的伙食，已经算得上可口了。虽然菜量不多，但按照大军区政委的标准，饭菜的配比仍然很讲究，荤素搭配得当，并没有额外为陈人康准备过多的菜肴。尽管如此，陈人康还是觉得这顿饭温暖又亲切，毕竟，这位老战友的热情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关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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